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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svjszwk
2025-05-02 13:52:52
#### “五险一金”的经济学
最近有人借助民粹舆论，把“五险一金”问题推向了舆论热点。这个问题长期以来被冠之以剥削压榨的恶名，挑动劳资之间的对立情绪。让我们抛开立场与情绪，从经济学角度予以客观分析。
米塞斯在他的传世巨著《人的行为》的许多章节，以及其它作品中，均论述了“社会安全保障”制度。他用精湛而雄健的笔法，严密的逻辑推理，清晰透彻、鞭辟入里地勾勒出了其本质和必然结果。他认为社会保障制度是对劳动阶层的欺骗、是代际间的财富再分配、剥夺了人的自由，是短视行为以及集体主义观念和对外战争的渊薮。
他首先论述了劳动者工资率的决定问题：
一个人处理别人劳动的方式，和处理所有缺稀的物质类生产要素一样，他会按照用来评估所有其它财货价值的那些原则去评估劳动价值。工资率的决定——和物质类生产要素价格的决定一样——只可能在市场上达成。
每个企业家都渴望以最低廉的价格，购买实现企业计划所需的所有特定种类的劳动。但是，企业家开出的工资必须够高，才能从其它竞争者手下拉走所需要的工人。他的出价上限，取决于他从相关工人的雇用所增产的财货、未来销售预期可获得的价格。他的出价下限，取决其他竞争企业家的出价，而这些企业家的出价也和他一样受到类似考虑的影响。当经济学家说，每一种劳动工资率的高低取决于该种劳动的边际生产力时，他们心里想的就是这种情形。
这是首先要明确的概念：手段从目的中获取价值，是消费品的预期价格，决定了生产要素的价格。土地、劳动、资本品等生产要素的价格，取决于它们在生产消费品中贡献的边际生产力，预期未来产品价格（按照时间偏好利率）的折现，就是该要素的价格。
决定生产要素价格的经济法则，一体适用于土地、劳动力和资本品，即都由其边际生产力决定，并没有古典经济学的“土地产生地租、资本产生利润、劳动产生工资”的三分法。
那么，对于争论不休的“五险一金”到底是雇主承担还是劳动者自己承担问题，米塞斯是怎么论述的呢？
他讲了一对概念：毛工资率和净工资率。
讲到工资率的决定时，交换学所指称的，永远是雇主为了某一特定种类、特定数量的工作，必须支付的总价格，亦即，毛工资率。
而所谓净工资率，就是工人拿到手的实得工资。
二者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
在权衡雇用工人的利弊得失时，雇主不会关心工人拿到多少实得工资。对雇主来说，唯一有关的问题是：为了取得相关工人的服务，必须支出的总价格是多少……亦即，毛工资率。如果法律或业界惯例，迫使雇主在付给雇员的工资之外，还须支付某些其它费用，则工人的实得工资就会相应地减少；这些附属支出不影响毛工资率；它们的负担完全落在赚取工资者身上；它们的总金额减少实得工资——净工资率——的高度。
所以，所谓五险一金、年金、缩短工时、带薪休假、产假、育儿假、伤残补助，等等一切与雇佣劳动有关的支付，都构成了劳动者毛工资率的一部分。
因为雇主面对的，永远是这个相同的问题：对我而言，签订这样一个雇用契约划不划算？就我获得的那个成果回报而言，我不会支付太多了吧？无论如何，这些税捐的负担都会落在雇员身上，而不是雇主身上。
非常清晰。
五险一金，就是劳动者自己支付的，它是劳动者的毛工资率的一部分。因为企业在核算的时候，必定算的是：我为雇佣这名工人，到底总共支付了多少代价？企业账面上列支的，是为换取该劳动者的工作成果而付出的全部成本，而绝对不会是工人到底实际拿到手的数额（净工资率）。
有些工厂，工人劳动和生活条件差，被知识分子批判。他们不理解一个基本的道理，那些工作生活条件，其实也是劳动者毛工资率的一部分。工厂可以给工人提供更好的环境条件，但是那必然意味着工人净工资率的降低。
毛工资率的提高，要靠资本积累的增加。储蓄增加，投资增加，劳动者使用了更先进的技术设备，劳动生产率提高，这才是提升工资率的唯一可行路径。在资本积累并没有增加的情况下，如果强制提高生产生活环境，且不准降低工资率，那就只有一条路，只雇佣边际生产力较高的工人，而将其他工人全部排除，即将这些工人推向没有工作的更加恶劣的境地。这就是“制度性失业”。
同时，要明白经济学中的“行动展示偏好”理论。工人能去，就证明了那对他来说是一种改善，否则他就不去。知识分子总是傲慢地替别人做决定，他们从没有问过，工人到底是怎么想的。实际情况就是：工人宁愿忍受较为恶劣的生活条件，也不愿意降低净工资率——他就是赚钱来的，不是来享受生活来的。
这世界上从来没有无代价的事情，只看代价由谁来承受。因为我们生存和面对的是一个稀缺性的世界，凡是无视稀缺性而大谈工资提高、福利改善的人，都是童话家，与真实世界无关。
记住米塞斯的结论：无论如何，这些税捐的负担都会落在雇员身上，而不是雇主身上。记住朴素的真理：羊毛出在羊身上。若不是出在羊身上，那也必定是从狗那里薅来的，因为利维坦不可能变出来羊毛。
在论证了“五险一金”是劳动者自己承担这个命题后，米塞斯对这种做法予以了严肃的批评。
他指出，这是再分配。
干预主义的精髓，在于从一群人中索取财货给予另一群人，也就是没收和重新分配。每一项措施，最终都以劫富济贫的公平之举来证明其正当性。
欧洲各国在干预主义的道路上争先恐后，首先是德国，然后是英国和其他国家。他们采取了中央计划经济，兴登堡式的社主义。在德国，主要的干预措施不是纳粹首先采取的，而是希特勒掌权之前魏玛共和国时期，信奉天主教的布朗宁总理执政时便已经实行了一段时间了。在英国，主要的干预措施也不是工党首先采取的，而是保守党的丘吉尔。
其次，现收现支模式，是一种代际之间的财富转移，且是对陌生人的财产主张权利。
他举了一个例子：
在干预储蓄和投资的过程中，保罗于1940年付给国营社会安全机构一百美元作为个人储蓄。他换来一个要求权，也即一张无条件的政府借据。如果政府把这一百美元用于经常支出，便不会出现新增资本，劳动生产力也不会上升。这张政府借据，是一张向将来纳税人索取现金的支票。到了1970年，某个彼得可能必须为政府偿还这笔债，尽管他并没有因为1940年保罗的储蓄得到任何好处。
至于说，30年后，这张“借据”经过通胀之后还能留下多少实际购买力，以及还有没有那么多的彼得，这些彼得们还愿不愿意往进交，能不能负担得起，到底能不能持续，这才是最大的问题。
第三，摧毁家庭纽带，消灭自我负责精神，消耗资本。
福利学派轻率地假设，当人们预期他们今天储蓄的果实，将由整个未来世代平等分享时，每个人的自私自利将升华蜕变，倾向更多储蓄。就这样，他们陷入著名的柏拉图错觉所必然导致的迷思；柏拉图误以为，不让人们知道他们的父母是谁，将激励人们像父母那样关爱所有年轻人。亚里士多德的看法与此不同，他认为柏拉图的方式必然导致所有父母对孩子漠不关心。如果福利学派还记得亚里士多德的话，他们将会聪明许多。
对一个不能诉诸经济计算的体系来说，维持与增加资本的问题，是无解的。
第四，是高时间偏好的表现。
整个社会安全制度就是短期原则的极致表现。1940年的politicians把问题抛给1970年的，以此方式解决自己的问题。到了1970年，1940年的那个人要么已经过世，要么就成了正在因他们的显赫成就——社会安全制度——而自豪的元老politicians。
第五，削弱自由，是侵略性民族主义的培养基。
社保剥夺人们决定自己生活的自由。社保立法并没有让雇主花费更多的钱去购买劳动，只不过是在赚取工资者身上强加了一个限制，从而约束他们的消费。因此，它剥夺了工人按照自己的决定安排日常生活的自由。
而剥削一个人的消费自由，就是在剥夺它的一切自由。
米塞斯进而给出了一个结论：
德国不仅是社会保障制度的创始国，同时也是现代反民主思想的摇篮，那可不是历史偶然性。
这可谓是对社会安全制度最严厉的批判。
它直指一个最可怕的结果：社会安全制度将打造一个让所有人依附的“全能神”，培养排外的集体主义观念，最终演变为侵略性民族主义。
哪些人是全能神的基本盘呢？社保制度的创始人俾斯麦一语道破天机：那些年老时有一笔养老金可拿的人，比其他人好控制得多。俾斯麦是拉萨尔的信徒，米塞斯在旧金山公共图书馆的演讲《从妄想到毁灭》中谈到了他俩合谋的计划：在这紧要关头，作为工会运动头目的费迪南德·拉萨尔前来援助霍亨索伦政府……拉萨尔与俾斯麦见了面，并“计划”出了社主义。他们引入了政府援助，合作生产，国有化……随后俾斯麦的确着手实施了一项社会立法计划。
当普鲁士政府和俾斯麦能够通过税金收买更多人的时候，他并没有照顾穷人的动机，而是这样就可以巩固自身首相地位和普鲁士国家。一切支出，都服从于这一目标。
“社会安全制度”是集体主义观念的培养基，最容易培养对普鲁士国家的热忱支持。依附于福利制度而生存的人，最喜欢权力扩张，最喜欢征（别人）更多的税，装进自己的口袋。福利制度让他们明目张胆而心安理得地向他人财产主张权利，让别人家的孩子给自己看病和养老。它将导致沉重的税收、不断攀升的债务和超级通胀，最终走向庇隆主义的拉美陷阱之中，所有人陷入集体贫穷。
它也最容易形成一致对外的排外思想，破坏和平合作，造福自己的办法就是掠夺别人。是福利制度让移民变成了负担，而不是财富，进而阻断国际劳动分工，其结果就是走向对抗和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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