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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svjszwk
2025-03-11 11:32:43
#### 屠龙者为何反复变成恶龙？
对于西汉史，我一直怀有浓厚兴趣。
众所周知，汉承秦制乃是历史公论。但若以国祚长短而言，西汉才是中国帝制史上首个真正可谓成功的王朝，而非秦帝国。毕竟秦帝国二世而亡，而西汉存续了两百余年。这国祚长短的巨大差异，决定了后世帝王在总结历史教训时，会更多注意秦帝国；在吸取成功经验时，则会更多地注意西汉。从这个角度来讲，西汉留给后世的影响丝毫不逊于秦帝国，甚至犹有过之。西汉之于中国帝制史，便犹如原生家庭之于人的成长，烙刻着难以磨灭的印迹。所以我很愿意将西汉两百年视为“中国帝制时代的原生期”。
这种“原生期”效应，突出体现为统治术的继承。
比如尊君卑臣。绝对皇权始于秦帝国，此前的中国传统政治中，并无君臣尊卑悬殊的绝对皇（王）权。西汉政权始于武力反抗暴秦，这种合法性来源，使得刘邦初即皇帝之位时，一度不得不“悉去秦苛仪”，抛弃秦帝国式的绝对皇权及其相关礼制。遗憾的是，此番革新持续时间极短。谀儒叔孙通重定朝仪且“大抵皆袭秦故”后，西汉皇权尝到了至尊无上的快感，自此再难自拔。皇权的持续扩张与臣权的持续萎缩，是西汉前半个世纪最核心的政治脉络。至汉武帝刘彻执政，因反抗暴秦而诞生的“相对皇权”，终于彻底回归到了秦帝国式的“绝对皇权”，也就是俗谓的专制皇权。巨大的社会灾难也随之而来。这种绝对皇权，成了此后两千余年间绝对的政治主流，无论是庙堂还是江湖，再无追求“相对皇权”的余地。即便是在号称“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宋代，亦同样是绝对皇权的舞台，无人可以阻遏宋神宗富国贫民式的财政变法，也无人可以阻遏宋徽宗的自我成就欲泛滥成灾。
再如酷吏政治。西汉酷吏泛滥的现象始于景帝时代，极盛于刘彻执政时期，大体与无限皇权的回归同步。此后直至西汉灭亡，酷吏一直是西汉官吏集团的主流，故班固在《汉书》中感慨“自是（刘彻执政时期）以至哀、平，酷吏众多”。酷吏政治与无限皇权同调，是因为前者乃是后者的标配。只要朝廷的权力结构以无限皇权为核心，酷吏政治便必不可少。没有酷吏政治，皇权便无法落实其对社会方方面面的控制。没有酷吏政治，皇权也无法有效完成其对各阶层的强力汲取。汉成帝时代的著名酷吏尹赏，临终时向诸子传授为官之道，曾言：
丈夫为吏，正坐残贼免，追思其功效，则复进用矣。一坐软弱不胜任免，终身废弃无有赦时，其羞辱甚于贪污坐臧。慎毋然！
略言之就是告诫子孙后代不可畏惧做酷吏，不要担忧凶残暴虐的坏名声，因为朝廷的存续本就缺不了酷吏这块重要拼图。做酷吏，确有可能因为造成了坏的舆论影响而被罢免，但在朝廷眼里，敢于做酷吏的官员是有用的官员，仍有再度被起用的机会。反之，若是爱惜名声不愿做酷吏，于朝廷而言无用，则仕途必定走不远。尹赏窥破了酷吏政治与专制皇权之间的关系，所以不但自己飞黄腾达，四个儿子也皆以敢于、善于做酷吏而官至郡守。
需要注意的是，酷吏政治的本质是管控与恐吓，而非依法施政。惟有理解了这一点，才能正确评价秦汉而下历代政权高度热衷于立法的现象。“秦法繁于秋荼，而网密于凝脂”的后果，是秦帝国治下出现了“道不拾遗”的奇观，因为秦民活在酷吏政治下，拾遗者必会被那些恐惧连坐之法的左邻右舍举报。汉法最初“约法三章”，但随着无限皇权回归并达到极盛，也终于发展到“大辟之刑千有余条，律令烦多，百有余万言”的程度，其法网繁杂细密的程度丝毫不逊于秦帝国，结果同样在刘彻时代造就出了“郡中震恐，道不拾遗”的荒唐景象。繁杂细密的单方面立法，是为了造就“总有一款律法适合用来整治你”的恐怖，而非让社会运作的方方面面皆有法可依。所以刘彻执政时期会盛行“春秋决狱”，皇权希望怎样判决，便选择性采用相应的儒家经典并做出符合皇权需要的解读。
此类统治术，在后世亦被广泛继承。如乾隆四十四年“井陉刁民上控案”，本始于井陉知县贪墨粮款，百姓无计可施才在当地生员的带领下向上级衙门控告。案件引起乾隆皇帝关注后，井陉知县作为贪污犯固然被处死了，可更惨的却是那些参与了控告知县的村民，共有近五十人被判刑，其中判死刑者七人，有两人破例判为斩立决。乾隆皇帝在谕旨中说：
朕平日所抚绥惠爱者，乃良善平民。若强悍之徒，敢于纠众抗官，必执法严惩，不稍轻纵。……夫地方官果有科派累民之事，自应重究。而奸民胆敢藉端抗官，亦诛所必加。
意思是自己只爱老老实实的百姓，只爱服从官府的百姓，绝不爱胆敢聚众对抗官员的百姓。在乾隆皇帝这里，法律的正义性不重要，依法决狱也不必要。繁杂细密的《大清律》只是为了管控和恐吓大清百姓，当《大清律》不足以起到恐吓作用时，乾隆皇帝不介意亲自化身酷吏，直接下达无法可依的判决。
除了尊君卑臣与酷吏政治两例，西汉在统治术层面留给后世的“遗产”还有很多。如消灭有组织能力者的种种手段，如掠夺社会财富的种种妙法，如以尊儒的形式灭儒而行“儒表法里”之术，如在国家全面崩溃后如何释放社会自由度以重振经济……这些内容于小书正文里皆有涉及，后记中就不赘述了。
最后，笔者想就序言中提出的那个问题——汉帝国诞生于反秦战争，反抗暴秦是其政权合法性的核心来源。至少在宣传上，暴秦始终是汉帝国竭力批判的对象。可是，在西汉政权存续的二百余年间，竟先后两次，分别于刘彻和王莽执政时期，全面回归乃至超越了秦制[1]。屠龙者因何反复变成恶龙？——再多说几句，权做总结。
最显而易见的原因，无疑是路径依赖。
反秦战争固然已经从政治上彻底否定了暴秦，但对参与反秦的军事集团而言，若欲从争霸战争中胜出，沿袭秦帝国的控制与汲取之术反而是最合宜的选择。毕竟这些统治术曾成就过“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的伟业，已被证明极有助于提升争霸战争的胜率。刘邦击败项羽夺取天下后，将萧何排在功臣榜首位，理由正是秦吏出身的萧何，依赖自咸阳府库中获取的簿册资料，在关中地区为刘邦重新建立起秦帝国那套控制与汲取之术。保证了人力与物力的稳定汲取，刘邦在战争中就拥有了更大的容错空间，就有机会不断再起并最终获得胜利。萧何劝刘邦趁天下尚未安定之机修筑豪华皇宫，理由是战争状态下，百姓对沉重的控制与汲取已然麻木，而一旦战事结束天下复归太平，百姓便会产生休养生息的愿望。此中亦可见萧何对秦制的控制与汲取之术极有心得。
缺乏足以与之形成竞争的文明共同体，也是汉帝国走上“汉承秦制”旧路的重要原因。
作为东亚大陆上的巨型帝国，汉帝国周边不存在同等体量的文明实体。匈奴、南越等政权虽然能在某些具体时期对汉帝国边境造成困扰，但并不足以在政治文明的高度与汉帝国形成竞争。匈奴是游牧部族，其组织形式相当原始，无法在草原上形成固定的政治传承，连文字传承也难以留存。南越国由原秦帝国官吏与军队建立，其政治模式与汉帝国亦无实质区别。多样化竞争是良性变革最重要的动力，在一个严重缺乏外部竞争的环境里，期望统治者摆脱路径依赖是非常困难的。
具体到刘彻与王莽，其出现彰显了中国传统帝制时代一条长期被忽略、但始终若隐若现的规律——只要皇权无法真正受到制度性约束，且社会财富总量或者朝廷的可汲取总量（人力+物力）达到了一定规模，便大概率会出现追求雄才大略的皇帝。这是特定制度下的人性使然，与皇帝本人道德品性、受教育程度方面的关系反而不大，至少后者更为次要。刘彻出现的主因，是汉帝国已经休养生息了半个多世纪，无限皇权坐拥巨量财富，“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2]。王莽出现的主因，是汉帝国再次休养生息了约七十年，无限皇权再次坐拥巨量财富，“宫室苑囿府库之臧已侈，百姓訾富虽不及文景，然天下户口最盛矣”[3]。二者的唯一区别不过是皇帝从刘姓换成了王姓。新莽政权，从来就不是什么新时代。
类似情形不止发生在西汉。汉明帝对出击北匈奴与经营西域发生浓厚兴趣时，恰值东汉政权立国已近半个世纪，史载“户口滋殖”[4]。宋真宗东封西祀、靡费无算之时，亦正值北宋政权已立国近五十年，朝廷簿册登记中的户数已从宋初的三百余万增至八百余万[5]。在皇权不受制约的时代，当社会经济有了较明显的恢复，朝廷亦可汲取到可观的人力与物力时，只要坐在帝位上的君王不是幼儿或傀儡，便很难摆脱诱惑不去追求大有作为。而一旦追求大有作为，轻则显著加大民众负担，重则严重压缩社会自由度。真宗奢靡无度属于前者，明帝法宪颇峻属于后者，刘彻、王莽则是二者兼而有之且都做到了极致。
南宋人郑湜说，“自古明主执权而自用者，其遗患于国或甚于庸主”[6]，这是身在帝制时代的古人，自历史与现实中获得的沉痛喟叹。
—END—
注释：[1]司马光评价刘彻时代“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见《资治通鉴》卷二十二“臣光曰”）。王莽执政期间的种种举措，又几乎皆是刘彻时代政策的翻版（见本书第十一章）。[2]《史记·平准书》。[3]《汉书·食货志》。[4]《后汉书·显宗孝明帝纪》。[5]《宋史·地理志一》。[6]郑湜：《进论·君体二》。收入《十先生奥论注续集》卷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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