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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svjszwk
2024-12-13 10:36:35
#### 《凡尔赛条约》为何未能遏制纳粹军国主义的崛起？
(摘自：米塞斯《全能政府》，可二译本)
编语：根据重商主义理论，协约国当权者认为，凡尔赛条约的一战德国赔款不仅会造成德国本国的通货膨胀，也会对协约国产生贸易“顺差”，他们认为这不仅会在德国造成政治动荡，更会损害本国利益。事实上，德国的一战赔款由其外国债务承担，随后，德国拒绝归还这批债款。而在重商主义谬论的误导下，协约国对德国上述行径态度暧昧，这导致凡尔赛条约的实际目的——通过战争赔款遏制德国军备再次崛起——彻底失败了。纳粹随之崛起。
凡尔赛条约（对德条约）、圣日耳曼条约（对奥地利条约）、特里亚农条约（对匈牙利条约）和色佛尔条约（对土耳其条约）四个和平条约，共同构成了迄今为止拿上台面的最笨拙的外交处置方案。它们会被当做政治失败的显著事例而为人们铭记。它们的目标是带来持久和平， 而结果是一系列小型战争和最终一场新的，更加可怕的世界大战。它们意图保卫小国家的独立， 结果是奥地利、阿比西尼亚、阿尔巴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消失。它们被设计为让世界为民主而和平，结果带来了斯大林、希特勒、墨索里尼、佛朗哥（Franco）576、霍尔蒂（Horthy）577 。
然而，对《凡尔赛条约》的普遍指责中，有一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德国的宣传成功地使盎格鲁-萨克逊国家的公共舆论相信和约内容对德国极为不公；相信这些条款的伤害给德国人带来了苦难，使他们绝望；相信纳粹和当前的战争是恶待德国的结果。这完全不符合事实。这四个条约给予欧洲的政治秩序非常令人不满意，和约制定的东欧问题的处理方案无视了会导致混乱的现实条件。但是《凡尔赛条约》并非对德国不公，也没有将德国人民推向炼狱。如果条约得到执行，德国不可能重新武装和再次发动进攻。条约的弊端不在于它对德国来说是糟糕的， 而在于战胜国允许德国藐视其中一些最重要的条款。
条约迫使德国割让普鲁士征服的非日耳曼领土，这些领土上占主要地位的非日耳曼语人口坚决反对德国的统治。德国对这些国家仅有的名义所有权就是此前的征服。帝国被迫归还霍亨索伦家族早年攫取的东西，并不像德国的宣传家常说的那样，是有史以来最可耻的抢劫。 德国最热衷的宣传主题是波兰走廊。纳粹发言人和他们的外国友人嚷嚷道，如果为了给另外一个国家让出一条通道，而从英国或法国割出一块土地，将他们的国家一分为二互不相连，英国人和法国人会怎么说？这样的说法让全世界的公共舆论都印象深刻。波兰人自己在这个议题上很少发表意见。那些年，他们处于腐败无能的寡头统治之下，这个统治集团缺乏与德国宣传机器对抗的智识能力。
事实是这样。在中世纪，条顿骑士征服了这个人所共知的“东普鲁士的普鲁士省”的地方。但是，他们没有成功征服后来在 1914 年成为“西普鲁士的普鲁士省”的领土。因此，东普鲁士没有并未与德意志帝国相连。在东普鲁士的西部边界与神圣罗马帝国的的东部边界之间，还有一块被波兰国王统治的，成为波兰之一部分，且居住着波兰人的土地。这一块土地，也就是西普鲁士，在 1772 年第一次瓜分波兰的时候被普鲁士吞并。西普鲁士（普鲁士的波森省也是一样）是被普鲁士，而非德意志帝国吞并的，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这些省份既不属于在 1806 年解体的神圣罗马帝国，也不属于在 1815 年—1866 年间作为日耳曼民族政治组织的德意志联邦。它们是普鲁士国王的“私人财产”。普鲁士国王身为勃兰登堡选帝侯和波美拉尼亚公爵， 同时又是神圣罗马帝国和德意志联邦的成员，这一事实在法律上和宪法上对这些东部省份的意义，与英国国王身为汉诺威选帝侯（后来成为国王），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王子，后来是德意志联邦的成员这一事实对大不列颠的意义差不多。（译注：波兰历史上多次被普鲁士和俄国瓜分灭国。但是无论根据中世纪封建时代的惯例也好，还是根据实际统治的行政特征，或者根据所涉地区人民的语言、文化族群归属，名义上同属于某一国王或王公的地区，本身都并非是成为后来的民族国家之组成部分的充足理由。在中世纪被日耳曼人征服的东普鲁士，将其日耳曼化以后纳入普鲁士王国和德意志联邦，但是因为地理原因而成为飞地。后来，普鲁士又曾参与瓜分波兰，将原属于波兰的领土划入普鲁士，这块土地后来被称为“西普鲁士”，它使东普鲁士与普鲁士相连。一战结束后，波兰复国，《凡尔赛条约》将“西普鲁士”归还给波兰。德国人称“西普鲁士”作为德国历史征服的土地，它应该是德国的领土，《凡尔赛条约》打着和平条约的名义，将德国的领土割让给波兰是欺负德国。但是米塞斯认为，即使以征服为理由，“西普鲁士”也只是普鲁士国王的私有财产，而非德意志帝国的一部分，就如同德意志的某王公做了英国的国王（这种事发生过多次），也不能说英国就是该王公的德意志领地之一部分，当然也不能说该领地是英国的一部分；北美殖民地（弗吉尼亚、马萨诸塞等）名义上是（出身德意志王公的）英国国王的私有财产，但它们与德国也没有什么关系。）直到 1866 年，这些省份与德国的关系就像1714 年至 1776 年间弗吉尼亚和马萨诸塞（译注：英国在北美的早期殖民地。）与德国的关系，和 1714 年到 1837 年间苏格兰与德国的关系。统治了德意志某地区的某亲王，恰好同时也统治了外国的一块地而已。
只是在 1866 年，普鲁士国王以其自身的主权决定将这些省份并入北德意志联邦，并于 1871 年并入德意志帝国。生活在这些地方的人们并没有被问及是否同意并入。事实上他们并不同意。他们将波兰裔成员选入德国国会，他们渴望保留自己的波兰语，渴望忠于波兰传统。五十年来， 他们抵制着普鲁士政府将他们日耳曼化的一切努力。
《凡尔赛条约》恢复了波兰的独立，并将波森省和西普鲁士归还给波兰，这并非是在给予波兰一条通道。它只是消除早期普鲁士（而非德国）征服的影响。条顿骑士征服了一个不与帝国接壤的国家，这不是和平缔造者或者波兰人的错。
《凡尔赛条约》将阿尔萨斯-洛林归还给法国，将北石勒苏益格归还给丹麦。这些案例也不是对德国的抢劫。这些地方的人强烈反对德国的统治，渴望从德国重轭下获得自由。德国只有一个压迫这些人的名义权——此前的征服。战败的逻辑结果当然是放弃先前征服的战利品。
第二款曾受到严重批评，它与赔偿问题有关。德国人摧毁了比利时和法国东北部一大片地区。谁来支付这些地区的重建费用？是被侵犯的法国和比利时，还是侵略者德国？是胜利者还是战败者？条约决定由德国买单。
我们不必进入赔偿问题的讨论细节。在这里，我们足以确定赔偿对德国来说是否真的意味着苦难和饥荒。让我们看看从 1925 年到 1930 年，德国的收入和赔偿支付数额。
表一：德国人均赔款及占收入比
年份
人均收入
人均赔款
人均赔款
占收入比
1925
961
16.25
1.69%
1926
997
18.30
1.84%
1927
1118
24.37
2.18%
1928
1185
30.75
2.60%
1929
1187
38.47
3.24%
1930
1092
26.10
2.39%
人均收入数据来源于德国统计局，单位是国家马克（Reichsmark）。人均赔偿金数字得自赔偿金除以6500万得出的数字。由于德国人口在此期间略有增加，实际比例应略低于上述数字。
断言这些赔款使德国限于贫困并导致德国人挨饿，是对事实的荒谬歪曲。即使是德国人从自己的口袋里掏钱赔付，也不会严重影响德国人的生活水平，而事实上，赔款都是从国外借钱支付的。
从 1925 年-1929 年，德国资本增长有数可查。这些增长以百万国家马克为单位：（原注：《经济研究季刊》第 22 期（柏林，1931 年），第 29 页。）
表二：德国资本增长表
年份
数额（单位：百万国家马克）
1925
5770
1926
10123
1927
7125
1928
7469
1929
6815
从1924 年9 到1931年7月，德国根据“道威斯和扬格计划”支付了 108.21 亿国家马克的赔款。然后赔付就完全停止了。与这种外流相对应的是，德国的海外私人和公共债务——大部分产生在同一时期——总计超过 205 亿国家马克。其中，德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可能增加了约50 亿国家马克。很明显，德国并没有遭遇资本匮乏。如果需要更多证据，我们可以发现，同一时期德国在海外投资了大约 10 亿国家马克。（原注：斯托尔珀（Stolper）《德国经济 1870-1940》（纽约，1940 年），第 179 页。）
德国的经济困境不能归咎于这些赔款。但是，如果协约国坚持要求赔付，它们将严重阻碍德国重整军备。
反赔款运动给协约国带来了彻底的惨败，德国的拒绝赔付获得了圆满成功。德国人的赔付是从向国外的借款中支出的，后来他们又拒绝还钱。因此，整个负担事实上落在了外国人头上。
关于今后可能的赔偿问题，了解先前失败的基本原因极为重要。从谈判一开始，协约国就因坚持当代国家控制主义经济学的错误的货币理论而受阻。他们相信赔付对维持德国的货币稳定构成了威胁，除非德国的贸易结余是“顺差”（favorable）（译注：Favorable，本意是“有利的”，在重商主义思路下，顺差就是“有利”，所以会混用。而米塞斯特意以引号表明，事实并非如此。），否则它无法支付赔款。他们担心的是一个虚假的“转移”（transfer）问题。他们倾向于接受德国人的论点：“政治性”的赔付与源自商业交易的支付有着根本不同的影响。因为深陷于这种重商主义的谬论，导致他们没有在和约本身中确定赔款总额，而是决定在以后的谈判中再来确定。此外，还导致他们规定实物交付、插入“转移保护”条款和最终导致胡佛在 1931 年 6 月同意暂停赔付以及取消所有赔款支付。
真相是，维持货币稳定和健全的货币体系与国际收支差额或贸易差额无关。只有一件事情会危及货币体系——通货膨胀。如果一个国家既没有增发纸币也没有扩张信贷，就不会有任何货币问题。出口剩余并非支付赔款的先决条件。相反，其中的因果关系是倒过来的。一个国家有这些支付，就会造成出口过剩的趋势。并不存在这样一种“转移”问题。如果德国政府通过向公民征税筹集（以国家马克计算的）赔付资金，每一个德国纳税人必然相应减少其对德国国产或进口产品的消费。在第二种情况下，那些本来要用以购买进口商品的外汇就成为了可用外汇（available）（译注：Available，本意是可用的，此处是指节省下来的外汇，可以用作其他用途的外汇。）。在第一种情况下，国内产品价格下降，这会导致出口增加，从而获取外汇。因此，在国内筹措赔付所需的马克金额，会自动提供转账所需的外汇数量。当然，这一切都不取决于支付是“政治性”的还是商业性的。
诚然，支付赔款会损害德国纳税人的利益。它会迫使德国纳税人限制消费。在任何情况下， 都必须有人为已经造成的损失买单。如果侵略者没有买单，那么就得由侵略的受害者买单。但是，没有人同情受害者，而全世界成百上千的作家和政客却为德国人流下了鳄鱼般的眼泪。
或许在政治上，选择另一种方法，即确定德国每年的赔付金额可能会更明智。例如，在年度赔付额与德国未来军费开支之间确定某种比例关系。德国陆海军每花一马克，分期赔付数额就增加数倍。但是，只要协约国仍然受重商主义谬论之魔咒的影响，所有方案都会被证明毫无效果。
德国赔付款项的流入必然会使接受国的贸易结余出现“逆差”（unfavorable）。因为它们收取了赔款，所以他们的进口会超过出口。从重商主义谬论的观点看，这种结果似乎令人担忧。协约国急于让德国立刻付钱，但又不想得到这笔支付款。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但是德国人很清楚他们想要什么。他们不想付钱。
德国抱怨说，其他国家的贸易壁垒使德国的赔付负担更重。这种不满有充分的根据。如果德国人真的试图增加出口来提供现金支付所需的手段，那他们本来是对的。但是，他们的现金赔付来自外国贷款。
协约国将条约的赔偿条款之失效归咎于德国人，在某种程度上是错误的。他们更应该控诉他们自己的重商主义偏见。如果协约国有足够数量的有影响力的发言人知道如何反驳日耳曼民族主义者列举的反对意见，这些条款就不会失效。
外国观察家完全误解了《凡尔赛条约》在刺激纳粹之兴起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纳粹宣传的核心并非条约不公平，而是“背后一刀”传说。他们常常说，我们是欧洲，乃至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战争再次证明了我们战无不胜。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可以击溃所有其他国家。但是犹太人在背后捅了我们一刀。纳粹说起条约，只是为了证明犹太人十足的恶行。
“我们这个获胜的民族，”他们说，“因为‘十一月罪行’被迫投降，尽管没人有足够的力量迫使我们这么做，但我们的政府愿意支付赔款。我们的犹太人和马克思主义统治者遵守条约的裁军条款，是因为他们希望我们把这笔钱付给全世界犹太人。”希特勒没有反对条约。他反对那些在德国国会中投票支持接受条约的人，反对那些拒绝单方面违反条约的人。因为德国足够强大，有能力废除条约。民族主义者认为，这一点已经为“背后一刀”传说所证明。
许多协约国的中立的批评者曾断言，让德国有任何理由感到冤枉都是错误的。这种看法错得离谱。即使条约没有触及德国在欧洲的领土，没有迫使德国放弃它的殖民地，没有将赔款和军备限制强加给德国，一场新的战争也同样不可避免。日耳曼民族主义者决心征服更多的宜居地。他们渴望实现自给自足。他们十分看好自己军事胜利的前景。他们的侵略性民族主义并非《凡尔赛条约》之结果。纳粹的不满与条约没有太大关系。他们只关心生存空间。
人们经常将《凡尔赛条约》与 1814—1815 年的解决方案作比较。维也纳体系多年来成功地维护了欧洲和平。据说，它对战败的法国的慷慨处置阻止了法国的战争复仇计划。有人认为，如果协约国也以同样的方式对待德国，结果会更好。
一个半世纪以前，法国是欧洲大陆最强大的国家。它的人口、财富、文明和军事效率使其他国家相形见绌。如果那时候的法国人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者，它们会有机会在某一时段内获得和保持欧洲大陆的霸权地位。但是，民族主义对革命时期的法国人来说是陌生的。诚然，他们是沙文主义者。他们认为自己（也许比其他民族更有理由）是人类之花。他们为自己新获得的自由而骄傲。他们相信，帮助其他民族反抗暴政是他们的义务。他们是沙文主义者、爱国主义者和革命者。但是，他们不是民族主义者。他们不渴望征服。法国人没有发动战争，外国君主攻击了他们。他们击败了侵略者。正是在那时候，雄心勃勃的将军们，其中最杰出的是拿破仑，推动法国人转向领土扩张。法国人一开始当然是纵容这种扩张的，但是他们越来越不情愿，因为他们开始认识到他们只是在为波拿巴家族流血战斗。滑铁卢战役后，他们松了一口气。现在，他们无须再担心后代的命运。几乎没有法国人抱怨法国丢失了莱茵地区、尼德兰（Netherlands）（译注：尼德兰，荷兰的前身。）和意大利。（译注：这些都是维也纳体系制裁法国的结果。）没有哪个法国人因为约瑟夫（Joseph）（译注：约瑟夫·波拿巴，拿破仑的哥哥，拿破仑帝国时期西班牙国王。）不再是西班牙的国王（Jerome）（译注：热罗姆·波拿巴，拿破仑的弟弟，拿破仑帝国时期威斯特伐利亚（泛德意志地区的一个邦国）国王。），或热罗姆不再是威斯特伐利亚的国王而伤心流泪。奥斯特里茨（Austerlitz） 和耶拿已成历史记忆；歌颂已故君王及其征战的诗歌升华了法兰西公民的自豪感，但是如今已经没有人渴望征服欧洲。
后来，1848 年 6 月的事件再次引起了人们对皇帝侄子的注意。（译注：1848 年六月，巴黎爆发了工人起义，遭到临时政府军血腥镇压。时任临时政府元首、七月王朝军官出身的路易-欧仁·卡芬雅克的形象因此严重受损，法国人开始怀念大革命之后的拿破仑一世光荣时光。而此前不断努力重返政坛，却屡屡失败的路易·波拿巴——拿破仑的侄子和合法继承人——开始受到人们的注意。当年12 月，他意外高票当选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总统，四年后，加冕称帝，是为拿破仑三世。）许多人希望他能像他叔叔处理第一次革命那样克服国内的问题。毫无疑问，拿破仑三世之所以大受欢迎，完全是因为他的叔父的荣耀。在法国没有人认识他，他也不认识任何人；他只是透过监狱的栅栏见识过这个国家，他的法语带着德国口音。他只是一个伟大名字的继承人，一个大人物的无名子侄而已。当然，法国人选择他，并不是因为他们想要一场新的战争。他说服法国人相信他的统治会捍卫和平，从而使法国人站在他这一边。“帝国意味着和平”，是拿破仑三世的宣传口号。塞瓦尓托波尔（Sevastopol）战役和索尔费里诺（Solferino）战役的胜利（译注：这都是拿破仑三世时代对外战争早期获胜的战役。军事上的胜利，并没有带来民望的高升，因为法国人厌倦了战争和内战，只想要和平。）并没有提升，反而是损害了他的声望。法国文豪维克多·雨果盛赞拿破仑一世，但坚定不移地贬损他的这位继承人。
简言之，维也纳会议得以持续有效，是因为欧洲热爱和平，认为战争是一种罪恶。凡尔赛条约的努力，在这个充斥着侵略性民族主义的时代注定要失败。
《凡尔赛条约》真正试图达到的目的，就包含在它的军事条款中。限制德国军备和将莱茵地区非军事化并没有伤害到德国，因为没有哪个国家敢去攻击德国。但是，如果英法两国全心全意想阻止德国的新一轮侵略，这些规定本来能够使它们做到这一点。战胜国没有试图执行条约的相关条款，这不是条约本身的错。
译注：
（1）弗朗西斯科·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1892 年 12 月—1975 年 11 月），前西班牙国家元首、政治强人、西班牙首相，西班牙长枪党领袖。佛朗哥出生于西班牙的一个军人世家，青少年时代即在军中。1936 年军队发生叛乱反政府，佛朗哥是主要参与者之一，西班牙内战爆发不久之后成为国民军大元帅，并于 1939 年赢得内战胜利统一全国，成立独裁政权，以法西斯主义统治西班牙。不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佛朗哥使西班牙保持中立，不与反共意识形态相近的纳粹德国与意大利王国结成军事同盟（轴心国），但佛朗哥仍是反共人士，于 1936 年签订了德国和日本的反共协定，争取在同盟国与轴心国之间的游离利益，使内战后残破不堪的西班牙免于再度遭到战火波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因此被欧洲各国孤立，但因坚定的反共立场而与美国保持亲密的盟友关系。1947 年佛朗哥自任摄政王，且一直坚定的实行经济自由化，使西班牙受益于西欧的复兴跟着成长为工业化的中等发达国家。1975 年逝世后胡安·卡洛斯一世登上王位，实行民主改革，西班牙结束独裁统治。佛朗哥统治期间，以灵活的外交方式，赢得了国家的和平与稳定，并且在二战之后使国家能够迅速发展，实现经济飞跃。但是他也以其法西斯式的独裁统治，严酷打击异己特别是亲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人士， 成功防止西班牙成为共产主义国家。
（2）霍尔蒂·米克洛什，Horthy Miklós（1868 年 6 月—1957 年 2 月），匈牙利的军人与政治人物。1920－1944年为摄政，掌握军政实权。1919 年匈牙利成立以库恩·贝洛为首的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但遭到当时罗马尼亚王国的大举围攻，导致匈牙利红军损失惨重，而此时国内其他政治力量转而投向小协约国并支持霍尔蒂与其军队，而霍尔蒂在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政府被罗马尼亚推翻之后便掌握政权，成立匈牙利王国并出任王国摄政（国王之位空缺），建立军事独裁体制。
（3）国家马克，又名帝国马克（Reichsmark）为德国自 1924 年至 1948 年 6 月 20 日所通行的货币。国家马克的发行是为了替代已经极度贬值的纸马克国家芬尼（德语：pfennig、简称为：Pf），则作为国家马克的辅助货币（辅币），而每 1 国家马克则等价于 100 国家芬尼。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家马克分别被西德马克和东德马克所取代。
（4） ”转移问题”是一战后涉及战争赔款的重要经济学争论。在一战后赔款事务的探讨中，凯恩斯力主削减赔款数量，却得不到同事和盟国的支持，回国后愤然辞职。由此成就一桩经济学公案，史称“转移问题”（transferproblem）。所谓“转移问题”，指的是国与国之间的资本转移往往不能伴随等量的商品转移，有时是无能力（如一战后的德国），有时是不愿意（如后来的美国）。造成的后果就是贸易失衡。凯恩斯主张对德国网开一面。在看来德国向战胜国（主要是法国）支付赔款，相当于一次资本（输出）转移行为，意味着以后应发生相应的实物转移，即德国对法国发生等量的贸易顺差。凯恩斯认为，以德法两国的经济对比，根本无法实现这样的巨额顺差，终将导致灾难后果。这一理论的核心是认为（1）给付赔款的国家，因为货币外流，必然形成国内通货紧缩，投资减少，经济凋敝，人们工资收入锐减，消费不足，陷入恶性循环。同时，（2）拿到赔款的国家，必然要以赔款购买德国的商品，而战败的德国经济凋敝，产能不足，巨额赔款的二次涌入必然造成德国物价飞涨，通货膨胀，货币不稳定。转移问题中，还涉及重商主义的另一荒谬推论：因为顺差总是好于逆差， 赔款会造成逆差预期，所以巨额赔款对获赔国不利。但是，米塞斯认为，货币稳定的关键不在于一时一地的货币数量，而在于不能够滥发货币和扩张信用。另外，赔款的给付，会迫使德国人减少消费，但是随即带来物价下跌和进口减少，物价下跌，则出口会自动增加，进口减少，则外汇储备余额减速降低。这两种情况都会带来外汇储备的增加，支付国和获赔国之间的贸易会自动趋于平衡。获赔国情况则正好相反，它会增加消费，扩大进口，刺激出口国，也即赔付国的生产恢复，同时受赔国人民也获得其因战争受损而本应得到的赔偿福利。重商主义视角下的“转移问题”，忽略了时间因素，缺乏过程思维，本身也是自相矛盾的，所以，米塞斯称所谓“转移问题”完全是伪问题。
（5）维也纳体系，是 19 世纪初拿破仑帝国崩溃后，以英、俄、奥、普为首的战胜国通过维也纳会议在欧洲大陆上建立的新均势体系。拿破仑一世战败后，被迫于 1814 年 4 月 6 日宣布退位，同年 5 月 30 日，反法联盟国家同法国签订了《法、奥、俄、英和普和平条约》，即《第一次巴黎和约》。根据和约第 32 条的规定，参战各方于 1814 年 10 月 1 日至 1815 年 6 月 9 日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举行会议（即维也纳会议）。会议的主要目的是：恢复拿破仑战争时期被推翻的各国旧王朝及欧洲封建秩序，防止法国东山再起，战胜国重新分割欧洲的领土和领地。各战胜国都想乘机扩张自己的领土和领地，彼此争夺十分激烈，尤其是在华沙公国和萨克森问题上，俄、普和奥、英互不相让。会议因拿破仑百日政变曾一度中断，后于 1815 年 6 月 9 日，由英、俄、奥、普、葡、法、瑞典七国签署了《维也纳会议最后议定书》，正文 121 条和 17 条附带条款。
注：
可二先生的译本因众所周知的原因尚未出版，如需电子版可添加公众号“可二碎碎念”向他索取。可二的译本添加了海量的译者注释；对米塞斯知识广度和深度稍有了解的读者应该很清楚，这样数量庞大的注解意味着什么。